在世界人權日前一周，馬英九總統說，達賴喇嘛訪台「此時此刻時機點並不適宜」。猶記得二○○一年，達賴喇嘛第二度訪台曾拜會台北市政府，當時擔任市長的馬英九，贈送市鑰給達賴喇嘛，並說「台北市永遠對達賴喇嘛開放，永遠歡迎他的到來」。當京兆尹變總統，「永遠的開放與歡迎」變成要審時度勢，有限度、有條件的開放與歡迎。
大家心知肚明，任何國家對於達賴喇嘛這位宗教與政治領袖到訪，不會天真到不考量時機與到訪的效應。中國崛起之後，全世界都在乎北京反應。只是馬英九的坦率，還真令人訝異。
達賴問題不能只放在兩岸架構下看待。過去十年來，全球政治吹起保守主義的風潮，愈見現實的強權政經遊戲規則，不利於國際上的弱勢者──包括西藏，也包括台灣。
從一九五○年代末，達賴就在國際社會上為西藏發聲；不過，他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享受最多榮耀的時刻，是在一九八○年代末與九○年代初。一九八七年，達賴在美國國會「人權連線」提出「五點和平計畫」；隔年，在歐洲議會再度闡述其和平計畫。八九年，達賴戴上諾貝爾和平獎桂冠，將其國際聲望推到最高點。
五點和平原則包括：一、把大西藏轉化為和平地區；二、中國停止移民政策；三、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；四、重建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，中國不在西藏製造核武及儲存核廢料；五、對西藏未來地位以及中國人民和藏族人民關係進行會談。這五點都是相當溫和的主張，獲得世界各國的呼應。
如果中國對西藏問題能依這五項原則處理，對台灣問題的解決未嘗不是件好事？今年奧運前夕西藏抗暴發生，馬英九當時還說，達賴主張西藏是自治區，而台灣不會接受做為中國的自治區。達賴提出的政治主張其實比台灣還溫和。
只是時代變了！一九八○年代末、九○年代初，全世界在謳歌第三波民主，全世界譴責中共六四屠殺，全球正籠罩在自由開放的氛圍中。九○年代末國際氛圍改變，中國隱然崛起，柯林頓在上海提出不利台灣的「新三不」；到了九一一後，肅殺的反恐聲浪中，強權政治更明目張膽地交換利益。達賴理性和平的聲音，逐漸淹沒在強權的恐嚇叫囂中。
今天全球的政治氣氛甚至更壞。全球經濟蕭條，讓各國政府採取強勢政策工具介入救經濟。就經濟角度，這是不得不然的非常作法；但是就政治效應而言，國家力量也會相對提高。對內，國家相對於民間的自主力量愈強；對外，國際強權間爭奪政經利益的衝突也可能更蠻橫、白熱化。
在今天全球政經氛圍中，很難期望強權國家尊重弱者提出的和平訴求；在單一國家內部，公民社會將面臨著強勢國家力量的壓制。達賴事件不僅是兩岸失衡的警訊，也預示著全球弱者與民間社會的一個危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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